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确立民主政治的中国坐标

苏长和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

张维为

近年西方世界乱象频发，2016年以来尤甚。特别是“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引发巨大争议，政坛恶斗加剧，社会分裂加深；中东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搅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局；英国公投脱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不断坐大；西方国家经历的恐怖袭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福利危机等使多数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总之，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短短数十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崛起，给西方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善谋敢断，从反腐倡廉到深化改革全面发力，治国理政呈现出全新格局，整个国家的政治定力牢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并且是全球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理念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2016年法国益普索公司一项民调显示，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率高达89%，远远高于美国的36%和法国的13%。

从西方之乱到中国之治，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什么面对全球化，西方出现了混乱乃至大乱，而中国实现了大治呢？

谈谈宪政问题

梅荣政

宪政问题是国内思想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既有学术研究层面的争鸣，更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历史渊源和现实境况来深入辨析澄清的问题。本文就此谈些看法。

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宪政之路

喻中

研究中国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用所谓西方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而西方宪政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许多关于法治乃至政治发展道路的话题，都被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话语含义的概念所遮蔽，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宪政从表现形式来看，是多元化、多样性的，因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样的，宪政不可能呈现出一个单一的模式。无论是英国的宪政还是美国的宪政，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没有普适性。今天，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在强调宪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如果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走西方宪政之路，显然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误读。这有很深的思维误区，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澄清。

第一，虚构因果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之所以很快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宪政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欧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那时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为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救中国，只有西方的宪政才能让中国富强起来——西方的宪政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西方的宪政能让中国富强起来？是因为西方宪政的功效已经得到了验证：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们有宪政这个好东西，西方宪政是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思维和推理，虽然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严格说来，它是虚构因果关系的产物。在富强与一些人想象的西方宪政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富强的程度都是相对的。一个国家处于相对富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是否有某种宪政并无必然联系。近代中国知识界长期认为英国是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20世纪以后的英国，显然不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英国曾经一度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但英国的“完美宪政”并不能维系它这种“最富强”的地位。同样，当今美国的富强也与中国人想象的西方宪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因为技术革命、海外殖民等原因，成功地取得了相对于别国的更加富强的地位，但这绝非是这个国家事先规划了“宪政”并实施了“宪政”的结果。

第二，把特殊作为一般。当今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关于宪政的想象，实际上是以西方强势国家作为原型的。譬如，美国有相对典型的三权分立，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权分立；英国一度盛行议会主权，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议会主权；英法美诸国在自己的宪法性文件中提出了自由、人权等概念，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权，以及民主、法治，等等。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经不起推敲或置疑的，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把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宣扬的某种价值或形成的某种制度当作一种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价值或普适性制度，并没有理论上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把多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宣扬的、所形成的各种价值或制度叠加在一起，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搬运、汇聚、堆积，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或制度就可以组合、拼凑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血脉相通的、典型的、标准的“普适宪政”。事实上，这种拼凑而成的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普适宪政”并不存在。只要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宪政也是千差万别，很难定于一尊，更不要说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了。有鉴于此，我们解读宪政概念时，就有必要注意，现在流行的宪政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把特殊当作一般”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是简单拼凑、物理堆积的产物。

第三，混淆强权与公理。近现代以来，西方是有力量、有实力的，但力量并不是知识，更不是真理。透过中国知识界对源出于西方的宪政概念的依赖，可以发现，一些人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把强权与公理混淆起来了。回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依然认为，虽然西方在“坚船利炮”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夷夏之别”还是彰显了中国政教制度的优越性，也意味着最高的真理依然还在中国人手中。但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特别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于固有的政教制度的信心。相反，由来自西方的宪政一词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逐渐成为公理的载体与化身。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形成对西式宪政概念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的精神依赖与精神崇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与西方的政教制度相互携手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法抵御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这就是当时盛行的一句话，“强权即公理”。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证明，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并不能等同于真理，“坚船利炮”与西式宪政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有一些关联，但并不必然相关。西方列强决不允许中国效法西方强盛起来，中国的富强与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才是我们的公理。

第四，重个体轻整体。一些人对西式宪政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由的强调。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维护和保障自由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个体的、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解释政治与法律，只能解释政治与法律的一个侧面。政治与法律从根本上说是整体之事、群体之事、众人之事，应当强调个体与整体并重。应当看到，即使是在西方经典性的自由主义论著中，自由也是指“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密尔《论自由》），在这个定义的背后，有一个未经言明的主体：群体性的国家。也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也注意到了群体或国家的主体地位。然而，在中国的一些论者看来，自由是西方宪政的首要价值，而且，他们把自由单纯地理解成个体的自由。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思维误区：看到了个体，忽视了整体。他们没有看到，政治、法律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群体性生存的问题；一切政治、法律问题都应当从人的群体性、整体性来理解。因此，讨论中国的法治和政治，着眼于国家、群体、整体的立场更为合理。要着眼于自由和责任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样才更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之路。

第五，情绪压倒理性。在流行的西方宪政话语体系中，还反映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思维方式：浮躁偏激的情绪压倒了学术理性。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学理论述，本来应当恪守理性、节制、反思、包容的品质，但在一些公共舆论中，恰恰是过于偏激的情绪压倒了理性。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中，理性、节制的言论因其平实、朴实，感召力显得有限。那些颠覆性的“雷人雷语”反而更易被接受。这样，一个思维上的误区就显现出来：政治、法律问题异化成了情绪问题。政治、法律问题的一个基本品质是现实性。在关于政治、法律的言说中，如果情绪压倒了理性，虽可以宣泄感情、引起宗教般的狂热，却不是关于宪政、法治问题的科学解说。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认清我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的本质区别

梁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一重要论断，对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作出明确阐释，体现了我们党对宪法尊严和权威的维护，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治国理政之道的经验总结，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埃及宪政变局带来的启示

郭纪

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迫使执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的几年，埃及并没有走出政局动荡、社会分裂、民生艰难的困局，国家和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汪亭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遵循，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持。

从中美比较看中国道路的意义

张维为

美国模式今天面临着多重困境和严峻挑战。美国今天经济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美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分”字概括；美国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个“钱”字概括。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向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虽然这一切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中美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内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伟大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

喻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容置疑

胡伟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海神针”。一些人否定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不到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对我国当前全面依法治国也持怀疑态度。对此，必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西式民主在中国行不通

田文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政治体制事关国家政权根本，如果改革道路和方向出问题，很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相当长时期以来，西式民主被一些人视为足以“终结历史”的理想政治体制。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西式民主政体本身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照搬照抄到中国来，不但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带入灾难深渊。

首先，西式民主的核心之一是所谓的自由选举，而这种表面上“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是谁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表面上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则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缺乏财力支持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在竞争中获胜。

举例说，在中东一些国家，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就建立了西式代议民主制度，但真正掌权的基本上都是传统君主和大商人、大地主阶层。在南亚，民主选举几十年，最终胜出的始终是几大显要家族成员。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同样有大国背景下寡头之争的影子。即使是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选举民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说过，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较小或不具有影响力。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选活动的捐款总额上限，意味着为金钱操纵民主选举进一步铺平了道路。由此可以看出，西式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少数寡头间的游戏，普通劳动人民只是陪衬的角色。在民主问题上，缺乏本质分析，一味将实现“民主自由”、变革政治体制视为“万能灵药”，而回避“到底谁真正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

其次，西式民主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至上等，这些成分使其民主制度的维系往往以牺牲效率和政府效能为代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律”：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选择方式并不能保证社会选择的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非独裁性，民主并不足以保证达到公共意志。换言之，政治多元表达与政府效能不可兼得。邓小平同志当年曾这样批评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2013年美国政府与国会因债务上限问题相互扯皮，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就是西式民主制度机能障碍的突出体现。在民主化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这类问题更加严重，西式民主带来的社会力量分散化和政府能力的弱化，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经济发展的掣肘。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盲目推行西式民主，往往导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乃至走向衰败。

广受关注的泰国、乌克兰和埃及的民主困境就是典型案例。泰国早在1932年就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国家持续出现文官政府与军人干政交替循环的局面。乌克兰1991年独立后改行西式民主，结果政局多年动荡不定，经济发展水平至今未超过独立前。埃及2011年开始试水“民主化”，结果使国家陷入各派力量无休止的纷争之中。这三个国家分属亚洲、欧洲和非洲，却同时上演了“民主导致衰败”的景象。环顾世界，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繁荣稳定。相反，西式民主经常将好端端的国家搞得鸡犬不宁。事实充分证明，西式民主根本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决不能对其顶礼膜拜，奉为圭臬。

近代以来，中国也曾试图借西式民主谋求国家复兴，结果屡屡受挫。正像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演讲时所指出的，“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国体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可以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中国近代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

我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凭借金钱力量背后操纵。与只强调程序合法性却掩盖阶级属性的西式民主相比，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透明得多、实在得多、理直气壮得多。二是议行合一、民主集中，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高效地完成社会动员，快速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落后面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这种体制优势，中国发生沧桑巨变，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事实。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使西方推崇的西式民主制度面临挑战。于是，一些人鼓吹西方制度优越、忽悠中国照搬西方制度的说教层出不穷。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实行任期制、差额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等，但在他们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下台，中国陷入混乱和动荡，才算实现他们所谓的“民主化”。中国政治体制不是不需要深化改革，但改革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合自己的国情，具有自己的特色。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脱离特殊性单独存在的普遍性，因而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制度。况且，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千差万别，也没有相互“看齐”的要求和趋势，中国政治体制更没有必要向“西方民主”靠拢。一味妄自菲薄，照搬西式民主，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混乱、动荡和灾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比喻：“‘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并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绕开“民主化陷阱”的正确道路。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说”与“做”的悖论

——英国议会选举与政党政治解析

钱乘旦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来观察当代英国政治运作，以图了解英国政治现实。

改或不改，都很难

——透视西方制度困境

郭纪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各国经济难脱困境，政治深陷僵局，社会动荡不安，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然而，改或不改，都不容易，从中折射出的是西方的制度困境。

看看西方法治的种种病象

周培清 高文俭

一些人谈到法治，往往会流露出对西方法治的向往和崇拜，认为西方社会是真正的法治社会，西方文明是完美的法治文明。事实上，西方法治在发展中始终与病患相伴，直到今天也还有种种病象存在。

病象之一：西方国家一些法律罔顾民众诉求，缺少民意基础。西方法治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因而在立法上突出议会民主，确保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利益实现，而忽视底层民众诉求、缺少民意基础的现象普遍存在。日本实施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是西方国家立法有违国民意愿的一个例证。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其领导的自民党在国会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无视主流民意反对，强行表决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该法自2014年12月颁布实施以后，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还制定了严格的泄密惩罚措施：公务员泄密最高将被处以10年刑期，媒体或民众探听秘密将最高获刑5年。无独有偶，在近7成日本民众和民主党、维新党、共产党等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声中，安倍政府一意孤行，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并提交参议院；随后，自民党等执政党凭借在参议院的议席优势，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一些法律罔顾民众诉求、严重违反民意的弊病。

病象之二：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问题。西方国家一贯标榜自己的司法是最公正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近年来美国发生的因种族歧视引发的城市骚乱事件，就是对西方司法公正的有力反证。2014年，美国接连发生3起白人警察粗暴执法致使黑人死亡的事件，然而致使黑人死亡的白人警察居然无一例外被大陪审团裁决无罪。这一连串的不公正裁定具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因而引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据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美国共有1217人死于警察枪下；15岁到19岁的年轻人中，黑人每百万人有31.7人被警察打死，而白人仅为1.47人。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白人警察作为被告时适用“疑罪从无”，为何对黑人执法时却是“有罪推定”呢？在经济方面，西方鼓噪的新自由主义不仅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也使得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不断弱化，在自由的幌子下，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从使大多数人受益转向使大企业和富人受益，垄断问题更趋严重。司法不公成为造成西方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病象之三：西方国家一些特殊机构知法犯法的现象严重存在。西方国家一些组织在对本国许多法律的运用上，是以利益为轴心“旋转”的。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即使违法犯法也在所不顾。“棱镜门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电子监听绝密计划。多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各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甚至连个别外国元首也不放过。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通过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将美国棱镜计划曝光，引起世界一片哗然。据斯诺登爆料，美英间谍“黑入”全球最大的手机SIM卡生产商，从而可以毫无障碍地监控全球数十亿部手机。巴西总统罗塞夫因此指责美国国安局违反国际法。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是依法处理有关人和事，而是把精力用于抓捕引渡斯诺登上，充分暴露了其法治虚伪的一面。

病象之四：西方国家无视其他主权国家的法律，横加干预其内政。西方国家漠视甚至无视其他主权国家的法律尊严，热衷于干预他国内政，导致许多国家动荡不安。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表示，“我的底线是：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永远不需要征求别人的许可”，“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近年来美国制造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据阿赫迈德·本萨达所著的《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披露，美国非暴力战略及行动实用手段中心设计了“阿拉伯之春”革命方案，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拉上部分欧洲和海湾国家，导演了这场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反政府非暴力运动，使之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致使多国领导人先后下台，进而导致这些国家动荡不安甚至爆发内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2013年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背后也有美国的影子。美国还借反恐之名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明火执仗干涉叙利亚内政，致使恐怖组织势力坐大。时任伊朗国防部副部长的卡兰塔里在第六届香山论坛上批评道：“美国的霸权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与扩张的主要因素，美国在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并与反政府政权勾结，发动廉价的代理战争，以保障自己的利益。”

病象之五：西方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粗暴践踏国际法。肆意践踏国际法是西方大国的一贯做法。从1945年到2008年的60多年间，美国对外至少发动了30余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包括对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格林纳达、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发动的战争，平均两年一场。2003年3月，美英两国以伊拉克境内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并把萨达姆送上绞刑架。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直到2010年8月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止的7年多，美国在伊境内没有找到一件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4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在给美国参议员卡尔·莱文的信中指出：当时美国一线特工有证据显示，小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给萨达姆扣上的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是有意“误导”美国出兵伊拉克。2015年10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谈时，首次承认发动伊拉克战争“我们的情报出现了错误，我对此表示歉意”，并间接承认对恐怖组织的崛起负有责任。再比如，2011年3月，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以维护联合国通过的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为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和在利比亚已宣布停止所有军事行动以及承诺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些行为都严重违反了有关的国际法准则。西方国家利用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矛盾问题，进行金融攻击，制造“颜色革命”、地缘政治危机，挑起领土争端，民族、宗教以及教派冲突等来转嫁危机和矛盾，以实现种种霸权企图。这些行为，无一不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严重违反。

西方法治的种种病象，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所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服务的，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其立法、司法、执法尽管罩上了“民主”“公平”“公正”的外衣，但本质上必然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罔顾本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是导致西方法治种种弊端的真正病根。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衰退趋势

田苗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的著作《撤退中的民主：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于2013年3月在美国出版发行。柯兰齐克对全球范围内西式民主制度衰退这一现象进行诊断，批评发达国家正蒙蔽双眼，对一场真正的危机视而不见。该书一出版，便引发西方学界与媒体广泛关注。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向世界输出民主？

郭纪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涉事国家长期在经济困顿、民生艰难、政局动荡甚至是血腥内战的旋涡中挣扎，前途迷茫。有西方人士撰书披露这场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用事实揭示了这场革命背后美国输出民主所起的作用。

“传播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被称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外交的“最优先议程”，美国为此投入了包括金钱在内的大量资源。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向世界输出民主？难道真的是为了促进别国的民主吗？

从欧洲难民危机看西方民主话语的陷阱

陈曙光

欧洲难民危机是欧债危机以来西方遭遇的又一次严重挑战。欧洲难民危机揭示了西式民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除了西式民主并无他路”的思维逻辑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难民危机：“颜色革命”结下的苦果

吴思科

2015年以来，源自西亚、北非的难民问题举世关注，成为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心话题之一。作为西亚、北非的近邻，欧洲国家也因难民危机而焦头烂额，欧盟连续多次召开首脑会议讨论难民问题。据统计，到9月底，2015年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超过50万人；同时，跨越地中海偷渡欧洲的难民溺亡灾难频发，已导致3000多人遇难和失踪。这场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对欧洲的政治生态、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都造成一定冲击，也撞击着人类的道德底线。“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兰夫人临刑前留下的这句名言，如今用来形容西亚、北非动荡难宁的局势和根源是恰如其分的。

欧盟“生存危机”与西方制度困境

沈孝泉

自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以英国“脱欧”为标志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欧盟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欧盟“生存危机”的背后是欧洲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可悲的是，许多欧洲人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根源所在，但却无力提出解决的办法。

西方的“空谈误国”症

张维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空谈误国”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谈误国”的因素。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西方“空谈误国”症的主要症状有：

分裂与动荡：乌克兰难以下咽的“民主化”苦果

高飞

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的代表签署合并条约，正式宣布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进入4月上旬，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的亲俄罗斯民众要求效仿克里米亚，举行公投，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乌克兰是最早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之一，在独联体国家当中被西方称赞为“民主样板”“最自由的国度”。乌克兰人憧憬西方生活和追求西式民主，为何最终却演变成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的悲剧，不能不引人深思。

如何看待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

姚遥

近年来，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欧洲中下层平民面临“贫乱交加”的生活窘境与精神困境，对既有体制和传统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在欧洲迅速抬头。这背后既蕴含了危机叠加、人心思变的原动力，更凸显了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战略失策与制度困局。

西方民主化理论存在致命缺陷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转型浪潮，涌现出100多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一些人一度对“民主化”的发展前景欢欣鼓舞，甚至喊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全面胜利”的口号。然而，多年之后，曾被视为圭臬的西式民主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相反很多转型国家却面临着残酷的现实。自2000年至今，全球至少有22个国家出现了“民主崩溃”。不仅如此，2016年发生的美国“民主之春”运动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进一步表明，西式民主在其原产地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西式民主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正是由于指导“民主化”实践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看看西方民主的当下表现

周培清 高文俭

民主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其本意是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对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不同的国家，民主应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西方一向标榜自己的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否定其他任何不同形态的民主。西方民主真的具有“普世价值”吗？看看世界上一些被迫或主动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当前乱象丛生、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以及西方国家当下出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现实，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民主非但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很可能还是携带各种“致乱病菌”的病原体。

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张维为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2014年3月，西方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下简称“《经济学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这也引出了本文探讨的两个主题：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