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点滴

高原上的播种者

钟扬,1964年5月生,湖南邵阳人,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他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植物学、分子进化、生物信息学、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与适应机制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钟扬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一名科学家和人民教师,是践行 “四有” 好老师要求的楷模,是新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代表。他对党无比忠诚,对科研无比执着,对学生无比关怀,对事业无比热爱,以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毅力,为国家和人民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钟扬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将种质资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青藏高原是国家最大的生物 “基因库”,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甚少涉足,这个世界屋脊的生物 “家底” 也因此从来没有被盘点过。如何把这个最大的生物 “基因库” 真正建立起来,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丰富 “基因” 宝藏,成为钟扬执着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标。从2001年起,他十几年如一日,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彻底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他和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将为人类生命科学作出新的贡献;他们在无人区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并无偿提供给其他科研机构,为植物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支撑。

藏族 “神树” 西藏巨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由于是制作藏香的主要原料,长年遭受砍伐,已处于濒危边缘,拯救巨柏成为钟扬的一桩心事,但巨柏一般长在悬崖,周边布满灌丛,要靠近都很难。为此,钟扬带领学生扎西次仁花了整整3年时间,不顾重重险境,想方设法逐一采样,终于将这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的 “数据库”。他还通过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的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野外采样常常会遇到危险,但再苦再难,钟扬都从不放弃。学生拉琼回忆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准备继续向上攀登,钟老师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大家建议他待在帐篷里等,他却说 ‘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你们更难找,我必须上!’” 那一次,他们历经艰险,最终在海拔6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北坡采集到了珍贵的高山雪莲,这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藏北的窗》是钟扬的一篇工作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 ‘哐当’ 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 类似这样住宿条件的艰苦只是钟扬在西藏工作艰苦的点滴之一。数年来,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经历了无数生死一瞬的艰险。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在野外的干粮就是难以消化但扛饿的 “死面团子”;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在山窝里;为了保障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披星戴月赶路,一天奔波七八百公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很特别的名字— “钟大胆”,因为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钟扬就一往无前。

在科研上,钟扬从不会有半点马虎和懈怠。他的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我们都提出质疑,阿里太高、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别人都不愿去。如果去物种丰富的藏东南,条件又好一些,而且很快就能完成采样数量。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都不愿去,阿里地区肯定还有未被发掘的特有植物,哪怕再苦,我们也必须去!西藏的每一个物种都对国家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青藏高原是如此,在相距西藏5000公里的上海,也是如此。现在去上海浦东临港,你会看到一片独特的红树林,这是钟扬和他的团队为上海贡献的新型生态屏障。红树林有着重要生态效益,是难能可贵的 “海岸卫士”,但却很难在高纬度地区存活。凭着用科研改善生态、造福人民的执着,钟扬带领团队通过10年的不懈努力、艰苦攻关,最终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目前世界红树林引种的最高纬度。10年中,冰冻灾害、野兔啃食、土壤不适……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前,钟扬没有退缩,终于找到了适合红树林的最佳栽培方法。钟扬曾经很感慨,他说,“我一直梦想着上海的海滩能有大片大片繁盛的红树林,实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50年,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红树林将造福上海的子子孙孙。”

“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6年,是钟扬生命的三分之一,也是他为祖国雪域高原献出的宝贵时光。从2001年起,他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刚到西藏时,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是 “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的是,老师们也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改变什么,毕竟来的教授一拨又一拨,合作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没有帮助他们实现什么科研突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却坚守了下来,而且,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同事扎西次仁回忆道:“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就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几乎天天如此。”

2002年,钟扬和同事琼次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开头难,我们明年再来!”在他的鼓励下,两人一起总结教训,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了,消息传来,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师生的信心。2005年,琼次仁不幸查出癌症,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钟老师,我还没有和您合作够啊!” “我走时,您来抬我”,这是一个藏族同胞对于朋友最深的信任。

2015年,钟扬突发脑出血,死里逃生苏醒后,第一时间口述让人写下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他说,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长期的高原生活和高强度的工作,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症状,每分钟心跳只有40来下。医生多次向他发出警告:不适合再进藏工作!但他还是一次次毅然选择了遵循初心,一次次踏上了进藏的路。

16年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位生态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 “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钟老师对西藏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不仅仅带来了学科上的新发展,更重要的是,带动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为西藏植物学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打造了高端人才援藏的新模式。” 西藏大学副校长李俊杰由衷地说。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因为他认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科研和生产水平。10多年间,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由他培养的藏族首位生态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态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生态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钟扬招收学生还有一个特点,相比有些导师喜欢招收基础好、天赋高的学生,他却常常招收那些 “特殊” 学生、“问题” 学生。杨桢是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在一次听过钟扬讲座之后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鼓起勇气给钟扬写了封信。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钟扬很快约他见面,见到他的身体状况,鼓励他追求梦想,指导他复习迎考,经过努力,杨桢终于成为复旦的研究生,并进入钟老师门下。入学后,考虑到杨桢不能外出采样,钟扬指导他主要做生物信息学研究,并手把手辅导科研,杨桢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他激动地说:“是钟老师给我点亮了人生中的明灯,尽管身体不好,但也希望能像他那样,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如今的杨桢,已经成为中科院的一名科研人员,正沿着钟老师的足迹继续前行……

学生韩利平至今对钟扬深深感恩,他博士二年级时,由于课题推进不顺,精神几近崩溃,下定决心要退学。没想到穷途末路之际,钟扬听说了他的情况,和他多次谈心,请他调整到自己的实验室重新选择感兴趣的课题方向,一起梳理研究思路,全力提供帮助,最终韩利平顺利毕业了。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身边有人诧异,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功夫帮这些基础并不好的学生,钟扬说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掉队”。

钟扬对学生,总如父亲般关爱。植物学野外考察多,钟扬始终把学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学生朱彬回忆道,“一次野外考察,我因为缺氧晕倒了,钟老师赶紧给我吸氧。到了半夜,极度劳累的钟老师也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我想把氧气管换给他,结果他一把阻止我,说 ‘别动,快点插回去!我习惯了,没事的!’”无数野外考察的清晨,都是钟扬冻得嘴唇发紫、强忍着身体不适,早起做饭、打包,他说,“年轻人贪睡,让他们多睡会儿”;早上的实验室,钟扬总会习惯性多买几份早饭,他说,“早上来找我的孩子们常常不吃早饭,这样伤胃。”

在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他承担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他还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 钟扬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组织的需要第一” “功成不必在我” “干事比名分重要” “有责任,我担着”,这些都是钟扬对同事说过的话,也是他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坚定信念。他33岁就担任了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成为一名副局级领导干部;2000年,为投身高等教育事业,毅然来到复旦大学做了一名普通教师。2003年,因为组织需要,他担任了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5年里,他致力于推动交叉学科发展、提升学术国际化水平、改进研究生培养体系等各项改革。他还作为生态学科重建与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成功申请到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些使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2012年,钟扬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学校研究生院院长。他紧紧抓住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关键,锐意改革创新,创建了 “问题驱动式” 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和保障新模式,建立了暑期集中授课的新增课程体系,设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论文写作指导中心,推动研究生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受到国内同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钟扬是一个始终与时间赛跑的人,无论何时,他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工作。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170次,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飞机;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为了赶早班飞机,好几次深夜睡在机场楼梯间里;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身高一米八、近100公斤的钟扬,常常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挤出去;他的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突发脑出血后,他只住了10来天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当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 “他用53年的人生做了别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的同事这样感叹。

深夜，钟扬依然在工作

钟扬确实用有限的时间做了很多的事,但留给自己、留给家庭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妻子张晓艳心中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家里那张“全家福” 已经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 “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钟扬和妻子曾约定:孩子15岁前,妻子管;15岁以后,钟扬来管,2017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但钟扬却永远失约了。

尽管做过多个领导岗位,但钟扬严格自律、简朴廉洁的作风却从未改变。一条几十块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一个军用背包用了10多年,肩带早已磨破。在他去世后,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 “钟扬家里竟一直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和他熟悉的同事都知道,“钟扬从来不对职务待遇、收入条件有任何要求,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做事,做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雪域十六载援藏报国胸怀西部常在路上,风华五三秋崇德育人桃李天下播种未来”,几十字的挽联道不尽钟扬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钟扬同志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崇高品德激荡人心,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面对国家需要,勇挑重担、攻坚克难;面对党的事业,不畏艰险、锐意进取。集中体现了扎根祖国、至诚奉献的爱国情怀,双手盘点生物家底,双脚丈量雪域高原,用爱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用心厚植国家未来,把希望播撒在中华大地上。集中体现了矢志不渝、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始终把事业放在心上,把心放在事业上,在时代大潮中从不犹豫、从不懈怠,认准了目标,就坚持不懈、扭住不放,跨过一沟再越一壑,过了一山再登一峰。集中体现了胸怀博大、为民造福的高尚人格,始终严于律己、襟怀坦荡,心底无私、淡泊名利,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秉持 “功成不必在我” 理念,只求真真切切培养一批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群众多做实事。

上海市委宣传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