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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5.00 元 我们为什么自信

  • 作者:刘哲昕
  •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 责任编辑:向 钧 刘玉芬
  • 出版时间:2018年04月01日
  • 技术编辑:贾 茹
  •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 版次:第1版
  • 装帧:平装
  • 印次:第1次印刷
  • 字数:134千字
  • I S B N:978-7-5147-0845-5
  • 语种:汉语

刘哲昕教授经过长期思考、深入研究、系统整理的《我们为什么自信》一书,虽然字数不多,只有13万字左右,却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回应了“当代中国最重要、最难缠”的8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党长期执政?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什么中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为什么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说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为什么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要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不是官样文章,没有枯燥说教。整本书从地理环境、历史积淀、民族奋斗、个体牺牲、家国情怀的最原点出发,层层解析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绵延不绝、深厚自信的基因密码。 从历史到未来,从科学到人文,8个问题层层递进,渐次展开,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框架。作者给出的答案揭示了当代中国大书特书的“四个自信”,是刻在基因、源自灵魂的自信;是直面问题、给出答案的自信;是道路与理论互证、制度与文化交融的自信;是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门槛、用实践凸显真理力量的自信。 该书视野开阔,视角独到,解析精辟,语言鲜活,读后令人眼前一亮,心头为之一振,极具启发性和说服力,是一部发人深省之作。

作者刘哲昕,1973年出生于福建,现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教授。1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著有《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精英与平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法治才是硬道理——从法治思维到命运共同体》等。2010年,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干部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2017年,被中央宣传部授予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一 为什么中国是个长期统一的国家?

1. 离心力结构:地理环境决定了欧洲长期分裂的历史命运

摊开一张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汪洋大海之中,有几块陆地,其中最大的那块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最大的摇篮,在它的西部和东部,分别诞生了人类文明的双子星座——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然而,这两大文明的地理环境条件是完全不同的。西部的欧洲,事实上是亚欧大陆向海洋伸出的一个大半岛,海洋三面包围着它。由于受到第四纪冰川的侵蚀作用,欧洲的海岸线十分崎岖,边缘破碎,由众多的小半岛和小岛屿组成。这些小半岛和小岛屿的总面积大约占整个欧洲面积的1/3。倘若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从分母中扣除,那么这个比例则达到了惊人的60%。换句话说,欧洲的地理环境主要是由半岛和岛屿组成的。

与此同时,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导致欧洲没有受到强热带气旋气候的影响。什么叫作强热带气旋气候?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受到太阳的照射。赤道附近由于受到太阳直射,导致海洋大量蒸发。由于地球不停地由西向东自转,因此这些蒸发到空中的气流也就自然而然地由东向西流动。本来气流只是沿着赤道向西流动,然而别忘了,地球自转的时候还会产生偏转力。当地球绕着地轴自转的时候,赤道转动的距离无疑是最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而纬度越高,转动的距离就越短,速度也就越慢。到了极点,就不转了。用专业的话来解释,就是角速度相同,线速度不同;用通俗的比喻来解释,就好比两个人在操场上比赛跑步,一个跑外圈,一个跑内圈,跑外圈的那个人肯定吃亏。要想和跑内圈的人保持平行,他的速度肯定得更快才行。赤道就好比那个跑外圈的。速度快,惯性冲力就大,这就使得赤道附近的气流被带动起来,旋转着向南北两边甩出去,形成强热带气旋。一边向西流动,一边向北甩动,两者的合力就使得北半球的强热带气旋形成由东南向西北的运动走向(南半球则是由东北向西南)。于是,北太平洋上的强热带气旋刚好袭击中国,我们称之为 “台风”,北大西洋上的强热带气旋刚好袭击美国,我们称之为“飓风”。

图1-1 欧洲地形图

那么欧洲呢?有台风吗?有飓风吗?都没有。台风越不过整个亚欧大陆,飓风又不可能掉头,因此欧洲沿海可谓风平浪静。这就使得欧洲人自古以来就可以凭借天时地利靠海而居,依托海洋交通交往,发展生产。尤其还有一个天生的、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从而为欧洲人下海航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因如此,欧洲很早就有了海洋文明的萌芽,而发展的顺序的确也是从地中海深处逐渐走向大西洋的——先是古希腊,然后是古罗马,然后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才是荷兰和英国。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古代先民从一开始就要面对沿海变化无常的台风气候,自然不敢轻易下海,从而在逻辑起点上迟滞和阻断了海洋文明的发育。因为古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大船,肯定是从独木舟开始的。顺便说一句,倘若地球不是由西向东自转,而是由东向西自转的话,那么不仅太阳打西边出来,整部人类文明史很可能都要改写。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强热带气旋袭击的就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了。那么中国人一定敢下海,而欧洲人则一定躲到了内陆。不过地球显然没有倒转,历史也就没有改写。因此,靠海而居的只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

图1-2 世界热带气旋主要路径示意图

现在我们把两个条件结合起来。一方面靠海而居,另一方面沿海都是半岛和岛屿,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基本上都居住在半岛和岛屿上,欧洲的中心被空心化了。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边缘,不在中心,边缘力量超过了中心力量,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从而形成了欧洲独特的离心力结构。离心力大于向心力的结果就是将中心撕碎,而这个被撕碎的中心国家就是德国。纵观历史,德国基本上摆脱不了两种命运:一个是战场,另一个是战略缓冲区。想想就能明白,欧洲边缘的各主要大国要交战,大家从四周出发,刚好走到中间,在德国相遇了。乒乒乓乓一阵乱打,把德国的家当全打烂了。等到筋疲力尽之后,大家一起订个和约,十有八九把德国给瓜分了,然后各据一块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区,以免对手把刺刀顶在自己的胸前。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国曾经被分裂成38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往前看,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由德意志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家的混战——三十年战争,其结果是德意志地区被分裂成了360个城邦和1400个骑士庄园;往后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依然被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成为美苏争霸的战略缓冲区。德国的分裂由此可见一斑。饱尝了战争与分裂之苦的德意志地区一度成为欧洲宗教的中心,因为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马克思语);德国也一度成为欧洲哲学的中心,“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恩格斯语),因为哲学上的深刻与宗教上的寄托一样,往往都是苦难的伴生物。也正因如此,一旦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抬头,这个国家就会有一个执拗的梦想——统一欧洲。欧洲分裂,中心就是战场;欧洲统一,中心就是发动机。德国就是欧洲统一的发动机。从历史上看,当欧洲文明处于地中海时代的时候,亚平宁半岛就是地中海的中心,而罗马帝国的统一正是由这个中心来发动的。当欧洲文明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洲范围之后,欧洲的中心随即向北迁移,德国自然就成为了欧洲的中心。

为了统一欧洲,历史上的德国进行了多次尝试。然而在离心力强大的欧洲,边缘的力量明显超过了中心力量。无论德国如何强大,都战胜不了边缘力量的总和。从政治上看,半岛和岛屿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独立,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抵抗外来侵略的集体意志自然就比较坚决;从军事上看,半岛和岛屿的地形易守难攻,因此,即便在陆地上一时称雄,当年的德国人也攻不过英吉利海峡,最后还是被对手拖垮了。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日本列岛历史上受到中国中原王朝的巨大影响,却从来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的主权范围。纵横亚欧大陆的忽必烈两度征日都因台风而折戟,岛屿在军事上易守难攻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岛屿不好征服,半岛其实也不好征服。中国周边有两个半岛,一个是朝鲜半岛,另一个是中南半岛,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最终没有把它们纳入行政管辖的范围呢?答案是:用过兵的,但是比较难。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御驾亲征高句丽;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也曾出兵征安南。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虽然比不上岛屿,但是半岛的离心力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历史博弈的均衡结果是:采用藩属国的方式治理。以古代中原王朝如此强大的陆权,都不能轻易征服这几个半岛和岛屿,欧洲遍地都是半岛和岛屿,谁征服谁啊?由此可见,欧洲历史博弈的命运就是一个字—— “分”。长期分裂乃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历史常态。

再加上一个条件:欧洲的语言文字。众所周知,欧洲采用的是字母文字,也就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优点是有读音,因为容易学习。然而拼音文字的缺点也是有读音,因为中国有句老话—— “十里不同音”。翻过一座山头,口音可能就不一样了;再翻过一座山头,口音就更不一样了。如果根据读音拼写文字,一定会拼出不同的文字来。当年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拉丁语没人讲了,各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口音,拼出了不同的文字,从而形成了拉丁语族。彼此之间有点像,但毕竟是不同的文字了。而等到各自的文字形成并且使用了一两千年之后,你想让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字而改用其他文字,基本上就不可能了。可以说,欧洲拼音文字的多元化加剧了欧洲的离心力倾向,也更加强化了欧洲长期分裂的地缘政治常态。

2. 向心力结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地缘政治常态

到了黄河中下游相交的中原地区,达到比较适中的程度。再往西北,降水又不够了。简单说,中国这个国家,古代的时候,东南水太多,西北水太少,中原刚刚好。反过来看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东南部地区临海,但是海岸线十分饱满完整,半岛和岛屿的总面积大概只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6%。当然了,即便是有限的几个岛屿和半岛,历史上也给中原王朝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比如最大的岛屿——台湾岛,目前还处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岛屿和半岛不多,面积不大,其离心力最终逃脱不了中原王朝向心力的作用。强大的太平洋强热带气旋气候由东南向西北袭击中国,在东南沿海登陆之后,造成大量降水,风力极大。长江以南地区因此长期温热湿瘴,疫病流行,是古代朝廷流放犯人的地方,俗称“南蛮之地”。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除了降水,还有土壤。众所周知,中原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一种沉积高原。关于黄土高原的成因有多种学说。多数地质学家认为,在距今350万—260万年前,印度次大陆与亚欧大陆发生强烈碰撞,印度次大陆俯冲到了亚欧大陆下面,导致青藏高原强烈隆升。东西走向的喜马拉雅山脉巍然耸立,阻挡了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向北移动。久而久之,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越来越干旱,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这里就是堆积起黄土高原的沙尘来源地。体积巨大的青藏高原耸立在北半球的西风带中,宽度约占西风带的1/3,把西风带的近地面层分为南北两支。南支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向东流动,北支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向东流动。北支的高空气流经过西北沙漠戈壁时,将地面风吹起的沙尘裹挟着向东南运送,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在到达今天的黄土高原地区时,一方面风力减弱,另一方面受到太行山和秦岭的阻挡,于是沙尘沉降下来,在地面上形成堆积。经过第四纪冰期200多万年的堆积,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黄土高原。黄土厚度达80米—120米,最厚处达400米。黄土高原的成因决定了黄土的颗粒细密,平坦松软,十分适合原始农具入土耕作。要知道,原始农业时期没有金属工具,像耒耜这样的原始农具,都是用木头、石头或骨头制作的。这样的原始农具,又怎能对付得了南方地区的原始森林?古代的先民们当然只能寻找那种平坦松软的土壤来开垦,而黄土高原就是最适合不过的地方了。

图1-3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形成之后,由于缺乏植被的保护,容易形成水土流失。然而因祸得福的是,黄河携带着大量的泥沙继续向东冲积,逐渐冲积出了一个面积广大的华北平原。冲积平原的土壤同样平坦松软,也十分适合原始农具入土耕作。一个黄土高原,加上一个华北平原,总面积达到了近百万平方公里,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核心农业区。细究起来,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是在冲积平原上诞生的。唯独中国是一个沉积高原加上一个冲积平原,因此面积最为广大,农耕文明也最为发达,抵御游牧民族冲击的能力自然也就最为强大。中国能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走到今天的国家,绝非偶然。也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别的国家就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沉积高原呢?很抱歉,找不到了。黄土高原的黄土大概占全世界黄土资源的70%,中国中原地区的土壤条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有了合适的降水,又有了合适的土壤,要想发展农业,中原地区还需要一个条件的配合——气温。说来也巧,在距今8000年前到3000年前大约5000年的时间里,全球处于 “全新世大暖期”,竺可桢称之为 “仰韶温暖期”,全球气温比现在高出大约2℃—4℃。这就意味着,当时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今天的东南亚,是热带气候,因此温热湿瘴,疾疫流行;当时的黄河流域则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是亚热带气候,而亚热带气候被证明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气候。河南的简称是 “豫”。《说文解字》曰:“豫,象之大也。” 竺可桢认为,“豫” 的字形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只大象。今天的河南早已经没有大象了,然而就在中国人创造文字的那段时间,中原地区正处于“仰韶温暖期”,当时的河南的确是有大象的。

水从东南来,土从西北来,气温刚刚好,面积又够大,发展先进农业的所有条件全部齐备。于是中原地区率先崛起,成为古代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的力量在中心,不在边缘,中心力量超过了边缘力量的总和,这是一种典型的向心力结构。中国有句古话,叫作 “得中原者得天下”。从此以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中国开始了一场向心力运动,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中原强大,自然就会向周边扩张,将周边的蛮荒之地逐步征服和同化。而中原先进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制度,事实上对周边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周边地区也愿意被同化。

凡是规律必有例外。由于 “历史周期率” 的存在,中原王朝也会有陷入内乱的时候,周边的游牧民族也就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然而,一旦入主中原,面对如此先进的文明,游牧民族别无选择,唯有主动被同化,否则过不了多久就会被重新组织起来的中原力量赶走。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是由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然而北魏的历代统治者都积极发展农业,主动推行汉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更是汉化政策的坚定推行者。公元493年,孝文帝软硬兼施,将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随后出台一连串的汉化政策,要求所有鲜卑人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他自己也改姓 “元”,叫 “元宏”。为了弹压保守势力的反对,孝文帝甚至不惜杀掉叛乱的太子,其汉化的决心可见一斑。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鲜卑族的称呼,这个曾经的游牧民族早已融入了汉族的血脉之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县是当年鲜卑拓跋部的都城盛乐所在地,有一个盛乐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墙上,写着一行大字——“消失不是消亡,而是融合与和谐的开始”。今天的人们是在用这句话向那个曾经为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杰出贡献的游牧民族致敬。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族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的民族,它是中华民族内部已经高度融合的主体部分。顺便说一句,中国的民族理论与西方的民族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西方的民族理论植根于欧洲长期高度分裂的历史常态,其基本逻辑是 “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而中国的民族理论植根于中国长期高度统一的历史常态,其基本逻辑是 “民族融合与民族和谐”。以西方的民族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民族实践,无疑将是一场历史的灾难。中国历史博弈的命运就是一个字—— “合”。长期统一乃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历史常态。

再加上一个条件——中国的语言文字。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家通用文字——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缺点是没有读音,所以不容易学。然而象形文字的优点也是没有读音。你不是“十里不同音” 吗?翻过一座山头,口音就不一样了。可是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是不是还长得一样?再翻过一座山头,口音就更不一样了。可是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是不是还长得一样?你翻过一万座山头,太阳都长那样。从秦始皇时代一直到现在,太阳还长那样。由于采用象形的规则,象形文字其实是一种非常稳定和统一的文字系统。同时,它还有一个十分重要却不太引人注意的优点——公平。任何一个朝代的 “官话” 都是以都城所在地的方言作为标准的。倘若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对边远地区的人来说,很显然是不公平的。而象形文字就能将这种缺点降到最低——口音不标准,文字却是公平的。福建历史上是中国的 “南蛮之地”,至今福建人的普通话水平都不算高。自从被中原的文明之火点燃之后,这个曾经的 “南蛮之地” 却一跃成为中国的科举重镇,时间长达1000多年,其中,象形文字的公平性可谓功不可没。游戏规则公平,参与的人自然就多,向心力自然就强。中国的象形文字就像一根魔线,将中国人的心灵缝在了一起,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强化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地缘政治常态。一个长期统一的 “天下国家”,跃然出现于世界的东方。

图1-4 中国的象形文字演变

3. 合力为王:长期统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竞争力

长期统一和长期分裂的历史常态为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分野奠定了基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花开几朵,各表一枝。到了公元前五六百年的时候,各主要文明都发展到了一个基本相当的水平。从科技上看,中国和欧洲使用青铜和铁的年代都差不多;从文化上看,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 “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在伟大的 “轴心时代”,各主要文明同时出现了一批思想的巨人:孔子诞生的那一年,释迦牟尼大约14岁;孔子去世之后1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诞生;亚里士多德只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

然而,公元前3世纪,剧变突然发生了:一直与其他文明不分伯仲的中华文明突然越出重围,从此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及其团队通过科学的考证研究,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中国曾经遥遥领先欧洲长达1800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的300项基础性发明和发现中,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175项,占总数的58%。而且,这些发明和发现都是中国传播给欧洲的,要么是实物的直接传播,要么是思想的激发性传播。由于地理隔绝,路途遥远,这个传播过程平均耗时1223年。而这个时间段大概也折射出了古代中国领先欧洲的量级。

比如马车技术。欧洲人从远古时期到公元8世纪,一直采用荒唐的 “喉肚带挽具”,这种将皮带紧紧地勒在马的喉部上的挽具让可怜的欧洲马一旦使出最大力气就会出现窒息,从而使得欧洲一直没有发展出高效的马车技术。有人做过科学实验,用这种挽具驾车,2匹马大概只能拉动0.5吨。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在公元前4世纪就发明出了 “胸带挽具”,稍晚时候,更是发明出了“颈圈挽具”,这两种用马的胸部或肩部拉车的科学挽具使得1匹马就可以轻松拉动1.5吨,运输效率是欧洲的整整6倍。俗话说得好,打仗就是打后勤。没有合适的陆路运输手段,导致欧洲不可能进化出真正的陆权大国。即便是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也只不过征服了环地中海沿岸地区,因为它必须依托地中海的海路运输进行后勤补给。至于莱茵河以北、幼发拉底河以东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广袤的内陆地区,以古罗马帝国之强大,也只能是“望陆兴叹”。南征北战的凯撒将帝国的防卫线最终确定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后世多有不解。于是从屋大维开始,罗马帝国就一再尝试着将防卫线向北推进到易北河一线,结果一次又一次地损兵折将,最后还是被迫退守莱茵河、多瑙河防线,背后原因,绝非偶然。除了马车技术,这样的重大发明其实还有很多:铸铁技术,中国比欧洲早1700年;炼钢技术,中国比欧洲早1300年;十进制,中国比欧洲早2300年;航海必备的水密隔舱技术,中国比欧洲早1700年;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中国比欧洲早800年。至于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马镫和 “四大发明”,那就更不用说了。

图1-5 马挽具的三种主要形式

图1-6 罗马帝国疆域

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遥遥领先欧洲,其基础在于中国农业的遥遥领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里,有些人可能不太瞧得上“土里土气” 的农业了。事实上,即便是今天,农业依然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产业。打个极端的比方:一个人能不能一个月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也就是说,不用信息产业的产品?当然可以了。一个人能不能一个月不开车,不坐车?也就是说,不用工业的产品?当然可以了。那么,一个人能不能一个月不吃饭?也就是说,不用农业的产品?当然不行了。那么,依靠农业之前的渔猎、游牧、采集经济行不行?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大概只能养活1%的人口。今天全世界70多亿人口,全靠农业养着呢。你说农业重要不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农业更是一个时代,而且是人类文明史的几乎全部时代。人类的农业革命发生于大约距今1万年前。经过原始农业5000年的哺育之后,人类文明诞生了。然而,在接下来的5000年历史里,人类文明基本上还处于农业时代。一直等到公元1790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才正式迈入了工业革命的门槛,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至于信息产业,更是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说整部人类文明史几乎被农业时代所覆盖,的确并不为过。更别提在没有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古代,农业自然更是人类社会皇冠上的明珠了。哪个国家若是在那个年代里农业领先,那就是绝对的领先了。而这个国家,正是中国。

中国古代的农业科技水平的确是遥遥领先于欧洲的。比如耕犁技术。中国在汉代就发明了直辕犁,唐代更是发明了先进的曲辕犁。唐末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组成。通过犁评、犁箭和犁铲的结合使用,可以很方便地调节耕作的深度;通过立体的犁壁,可以将犁开的土迅速翻到两侧,从而大大降低了耕犁前进的阻力。古代中国人只需要使用1头牛,就可以很轻松地拉动曲辕犁,因此也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俚语—— “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中国人使用曲辕犁的同一年代,欧洲正在流行一种由斯拉夫人发明的带轮的重犁。这种构造粗糙的重犁有两个大轮子,十分笨重,既不能调节深浅,又没有翻土的犁壁,1头牛根本就拉不动,2头牛也不行。欧洲人必须用上6—8头牛,才能拉得动这个重犁。又比如播种技术。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分行播种的技术,西汉时期更是发明了先进的耧车,可以达到 “日种一顷”的高效率。而欧洲人在公元16世纪受到中国激发性传播发明出条播机之前,一直是用手来撒播种子的。这种极不均匀的播种方法导致植株之间相互挤靠,不仅相互争夺水分、阳光和养分,而且无法除草。再比如施肥技术。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人工施肥的方法。汉代以后,农家肥源迅速扩大,基肥、种肥和追肥等各种施肥方法广泛使用。西晋之后,更是从简单利用野生绿肥发展到了栽培绿肥。人工施肥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中国的土地地力常新,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也使得中国人今天能够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的人口。而古代欧洲由于没有掌握人工施肥的方法,只能采用休耕的方式来保养地力:一圃春耕,一圃秋耕,一圃休耕,是为 “三圃制”。

图1-7 中国唐朝曲辕犁

农业技术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和欧洲的农业生产效率天差地别。英国13世纪的《亨利农书》记载,英国农业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是1∶3。也就说,种1粒种子,可以收成3粒粮食。由于要留1粒做来年的种子,所以只能吃2粒。在这方面,欧洲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公元700年,法兰西的史书记载是1∶2,也就是说,种1粒种子,吃1粒粮食。以这样的农业效率,整个民族基本上是在饥饿线上徘徊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6世纪的北魏《齐民要术》记载:如果种的是粟,则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是1∶24到1∶200;如果种的是稻,则可以达到1∶44到1∶200。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也许有人会问,这本《亨利农书》有没有代表性啊?不是代表性,是唯一性。因为欧洲中世纪整整1000年时间流传到现在的,只有这本《亨利农书》。欧洲的古代农业科技水平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流传到现在的古代农书则有600多本,《齐民要术》还不算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最高水准。民以食为天,农业乃是一切的基础。有粮食,就有人口。有人口,自然就有分工。有人专门搞军事,有人专门搞文化,有人专门搞行政,有人专门搞科技,进而推动了综合国力的整体跃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古代遥遥领先于欧洲,根基就在于农业的遥遥领先。

图1-8 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

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农业会遥遥领先于欧洲呢?农业是个好东西,这道理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就好比今天信息产业是个好东西,地球人都知道,可是随便哪个国家就能复制一个硅谷吗?一个顶级产业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际会,不是光知道好就可以做得到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古代发展出顶级的农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早早就拥有了其他国家所不拥有的核心条件——统一。

统一的第一个优点是 “缔造和平”。历史上欧洲的长期分裂引发连绵不断的战争,从而给欧洲人民带来了难以自拔的深重灾难。举个例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和约》。法国的福煦元帅在看到和约文本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果不其然,20年之后,1939年,德国发动闪电战,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今天,70多年时间过去了,欧洲主要国家之间没有战争了。70年无战事,这在欧洲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搞一个经济、政治共同体——欧洲联盟,简称欧盟,也就是欧洲统一。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欧盟,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欧盟帮助欧洲从一个充满战争的大陆转变成一个充满和平的大陆。” 没错,统一是消灭战争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凭借对欧洲和平的历史性贡献,欧盟的确应该得奖。不过,中国人要办成这件事情,不需要等到1945年。中国人在公元前221年就在体制上彻底完成了。所以,开玩笑地说,最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是谁呢?是秦始皇。不开玩笑地说,中国人提前享受了2000多年的和平红利。发展农业首先就要有和平的环境。兵荒马乱,必然赤地千里,长期和平乃是发展先进农业的首要条件。

统一的第二个优点是 “规模优势”。有了内部的和平,还得抵挡外来的侵略。农耕民族最头疼的就是游牧部落了。在冷兵器时代,游牧部落虽然武器简陋,但是骑兵的冲击力大,机动力好,对步兵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于是游牧部落便常常来抢劫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性格平和,土地又搬不走,于是常常被动挨打。因此,如何抵挡游牧部落的侵略,就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欧洲很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有句老话: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欧洲中世纪一直处于骑士时代,不仅说明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也说明农耕文明并没有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整个欧洲依然带有浓重的游牧部落的气息。全世界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中国人,看家法宝就是统一带来的 “规模优势”。

首先是战略决战。历代中原王朝一旦内部稳定,解决边患就会摆上议事日程。不久大军出塞,寻机决战。西汉的卫青和霍去病正是通过三次战略决战——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彻底击溃不可一世的匈奴。匈奴从此分裂,南匈奴归降,北匈奴西逃。然而,一旦游牧部落被击溃,战略决战的重锤也就失去了目标。等到大军回撤,四散的游牧部落又开始聚拢。游牧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很多必需品都不能生产,自己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交换,也没有什么市场交易的意识,于是又壮着胆子来农区抢劫了。就这样一打就跑,一撤又来,令人防不胜防,烦不胜烦。

万般无奈之下,农耕民族只能采用第二种方法——战略防御,修长城。这道长城一定要修得又高又结实,又长又连续,否则就起不到防御的作用了。而要在崇山峻岭之上修成如此 “伟大的墙”,没有大一统帝国非凡的国防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度能力,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人认为长城是中国人保守的象征。其实大谬。当时全世界搞农业的都想修这道墙,就是没人修得好。唯一修成“半吊子工程” 的是古罗马帝国。从图密善皇帝开始,罗马帝国就在莱茵河防卫线上修建了用碉堡、壕沟和栅栏组成的 “长城”,今天的英国还保留着哈德良皇帝修建的长城墙体,说明面对北方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袭扰,当年的古罗马帝国也只能修墙防御。只不过与中国的万里长城比起来,这些 “半吊子工程” 就不值一提了。有了长城,农耕民族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博弈基本稳定在了长城一线,中原核心农业区保住了。除了战略决战和战略防御,大一统的 “规模优势” 还体现在道路工程、水利工程等方方面面。纵贯南北的秦直道,四通八达的秦驰道,造就了天府之国的都江堰,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伟大的工程同样是发展先进农业的基本条件,同样也需要大一统的国防动员能力和资源调度能力。

图1-9 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万里长城

图1-10 英国哈德良长城遗址

统一的第三个优点是 “标准化”。秦国以 “耕战” 立国,背后的奥秘就是标准化。秦国青铜兵器的制造是标准化的。青铜是铜锡合金,铜过多则软,锡过多则脆,科学比例是含锡21%左右。秦兵马俑的4万多件青铜兵器的金相分析表明,所有青铜兵器的含锡量都在21%左右。除了合金比例,制造工艺也是标准化的。比如秦弩的核心部件在战场上可以拼装使用,维修保养十分方便。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秦国一定是将在长期战争中表现最优秀的兵器作为标准,推广到全国兵器作坊的,原来当年的虎狼之师是用科学的标准武装起来的。

秦国的农业生产同样是标准化的。秦《仓律》规定,如果种稻或麻,每亩应该用二又三分之二斗种子,如果种谷子或麦子,每亩应该用一斗种子。《厩苑律》规定,每年对耕牛评比4次,成绩优秀的,赏赐管理农田的官吏酒1壶,干肉10条,免除饲牛者1次更役;如果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1寸要笞打主事者10下。至于铁农具的使用保养、开荒休耕、灾情报告等,法律都作出了事无巨细的规定。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秦国一定是将关中平原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为标准,以法律的方式推广到整个国家的。这一场空前的标准化运动让周边刚刚纳入帝国版图的蛮荒之地迅速为中原的文明之火点燃。一个 “点” 上的发明,迅速为整个 “面” 所共享,这就是标准化的力量。

对于中国来说,“统一” 的这些价值直到今天依然还在闪耀着光芒。甚至可以说,对于全人类社会来说,这些价值永远都是无价之宝。否则,欧洲为什么又要费心费力地搞欧盟呢?古代中国“大一统” 体制存在着某些缺陷,的确需要我们用现代的民主法治予以弥补和克服,但这并不等于否定 “统一” 本身具有的价值。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政治上的分裂乃是西方化进程给全球政治地图造成的主要特点之一。西方文明在全世界扩张时就把西方这份分裂和混乱遗产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饱尝了因为分裂对立而带来的苦难,正力图从中国长期统一的历史事实中寻求未来的答案。站在这样的历史门槛,中国人又怎能对自己的传统优势丧失信心?又怎能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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