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寻路

一、群英寻路

政党林立梦如昙花一现

群英聚首志在另辟新天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怀揣初心起航出发的。

1920年春节前夕,一挂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身边的褡裢里装着账册,像个出门讨账的生意人;另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看上去像个穷酸的教书匠。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后来人们知道,为躲避追捕,李大钊特意将陈独秀化装护送出京。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在当时的中国,建立一个新党,并不稀奇。

近代以来,为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不断寻找出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个个救国梦想,连遭破灭。到了民国,政党政治兴起,从1911年10月政党活动公开到1913年年底,各种新兴团体一共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

然而,这些政党的救国方案,或是进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是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或是在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寻找出路。它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旗号,有的其实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当时影响较大的,除了孙中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外,还有从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统一党、进步党和共和党等。成立于1911年11月的中国社会党,也相当吸引人们眼球,它的创立者是29岁的江西弋阳人江亢虎。

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基础,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目标,主张 “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 主义,并号称追求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对一般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吸引力。1911年年底,中国社会党已发展成为有490多个支部和52.3万多名党员的大党。

1912年,23岁的李大钊也参加了中国社会党,还担任了天津支部的干事。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 “社会主义” 这个名词,也是在读江亢虎文章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湖南新军当兵,还不满18岁。

江亢虎和他的社会党有出路吗?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买凶暗杀,国民党人立即发动讨袁的 “二次革命”。江亢虎发言了。他主张 “法律解决”,一面要求审判袁世凯,一面主张国民党 “罢兵回防”,此举惹恼了双方。1913年8月,袁世凯下令查禁中国社会党,还杀了其北京支部主任陈翼龙,江亢虎仓皇亡命美国,中国社会党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局,改变了李大钊的选择。他刚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入学时的 “宪政梦” 碎了,江亢虎搞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他的出路在哪里呢?心情郁闷的李大钊回了一趟河北乐亭老家,最后决定东渡日本求学。

1914年,李大钊在日本认识了陈独秀。说来也巧,陈独秀的命运变局,也发生在1913年8月。他此前是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因参加“二次革命” 受到通缉,袁世凯派到安徽的军阀还抄了他的家。

在日本,寻找出路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思想和眼界比国内开阔了许多。他们渐渐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应该从思想启蒙和革命入手。特别是李大钊,正是在日本期间,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起了马克思主义。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了著名的《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打出了 “民主与科学” 的大旗。陈独秀没有想到,这个举动,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1916年3月,李大钊也回国了。不久,他把在日本写的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出来,轰动一时。文章呼吁青年:“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新青年》的影响,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动了心。1917年1月,他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到来,在北大刮起一阵强劲的新风,《新青年》一时间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旗帜。当时中国的思想精英,像胡适、鲁迅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也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下,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

这时,29岁的李大钊也来到了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和陈独秀不但成了同事,更是思想上的亲密战友。与陈独秀刚烈、率直的勇猛气概不同,李大钊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是北京 “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他看起来 “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不久,在李大钊、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一批优秀的青年,其中有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等。也有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他当时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的一名雇员。

还有一批青年,聚集在胡适的周围,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有意思的是,当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是好朋友,都被老派教授视为学问不深的新人。而毛泽东当时既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对胡适也颇为仰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李大钊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最有研究的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引起了他的兴趣。1918年11月,李大钊在中央公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在场的听众中,既有从湖南来的毛泽东,也有从四川来的赵世炎。他们后来都曾谈到过李大钊演讲留下的思想震撼。后世史家评论说:李大钊堪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影响了一大批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他们纷纷聚集在李大钊身边。1920年3月,就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上海、相约建党的1个月后,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在蔡元培拨付使用的两间房子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系统收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室——亢慕义斋。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也是高朋满座,他和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一批人,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专门委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也开始筹备建党工作。

1920年8月,逃亡美国的江亢虎回国了。他四处演讲,仍旧宣传他的主张,希望中国社会党能够重整旗鼓。当时正在筹组新党的陈独秀,受到启发,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文章说:“吾党” 为“社会党”。后来听了李大钊的建议,才放弃了这个取名方案,定名为“共产党”。

这时,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因为思想分歧开始分化。胡适不无遗憾地说:“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了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

毛泽东就是陈独秀身边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之一。1920年4月,他为送新民学会的几个朋友赴法勤工俭学,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一待就是两个多月。6月的一天,他来到陈独秀的寓所,和他畅谈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候,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刚刚回到长沙时,在信仰和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毛泽东还没打定主意,他对改良主义还抱有一丝幻想。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恰巧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到长沙,连续做了4场演讲,题目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对正倾向于中国走俄式道路的毛泽东来说很有吸引力。不过,罗素的演讲却让他相当失望。他对罗素讲的 “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 这种改良主义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 “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这时,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飞跃和根本性转变的历史时刻。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不久,毛泽东收到一封蔡和森的长信,信中主张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此时的孙中山正在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而苦恼,他似乎感到,“振兴中华” 的梦想离他越来越远。

与京沪两地筹备建党几乎同时,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留日学生和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

此时,先进的中国人总算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代以来黑暗中的苦苦寻觅,终于在1921年7月冲破黑暗,看到了曙光。

1921年7月,一群人会聚到上海博文女校。他们或乘火车,或乘轮船,在那个闷热的季节来到上海,是为给中国寻求一条新路。

包括陈独秀的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内,正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共有15个人。这15个人的构成很有意思。其中有两个前清秀才,35岁的董必武和45岁的何叔衡。一个小学老师,就是毛泽东。还有7个大学生,其中3人曾留学日本;3个报纸编辑、记者;两个中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

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手中没有枪,兜里没有钱,只有心中的主义和全国50多位信仰相同的追随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了。可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却没有来,这是为什么呢?

据考证,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筹办广东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就派个人代表包惠僧参加;而李大钊,当时正在领导8个学校的教职员向北京政府索薪。此外,旅欧发起组也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1年7月23日是一个星期六,这天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15个穿着各异的人影,陆续闪入贝勒路口的一所公馆的后门。这幢具有上海石库门风格的楼房的主人,是参加武昌起义的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哥哥与弟弟,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特定时空下,就这样天衣无缝地实现了历史对接。

根据党史专家的考证,会议进程和安排如下:

23日第1次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和任务。

24日第2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25日、26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27日、28日、29日第3、第4、第5次会议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7月30日夜,是第6次会议,代表中只有周佛海因身体不适缺席。就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表意见时,忽然,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闯入会场。这个不请自来的陌生客人,让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警觉起来,他建议大家马上撤离,以防不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第二天,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来到了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在南湖,游船已事先租定了。天下起了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更加寂静。没有人会想到,在这艘风雨中的小船里,正酝酿着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被打断的会议重新开始了。代表们讨论了党的 “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草案” 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议定交给将来党的中央局处理。代表们随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南湖红船。

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梦的寓言,也是一个关于中国梦的传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历史责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傍晚散会时,嘉兴南湖湖面上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火车返回上海,已是午夜时分。人们想象中本该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出史剧就这样落了幕。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全国只有50多人、赤手空拳的新党,在28年后,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选择信仰很难,坚守信仰却更加难。38岁的李大钊,在国共分裂的1927年,走上了军阀张作霖冰冷而恐怖的绞刑架。

和他并称 “南陈北李” 的陈独秀,一生毁誉相参。他担任过5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后被开除出党,成为 “终身的反对派”。1942年,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山村凄凉病逝。

当年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透镜下,闪射出百态人生的奇幻光谱。

王尽美,为开展工运过度劳累身染肺病,1925年27岁时病逝于青岛。

邓恩铭,1928年在济南因叛徒出卖被捕,两次越狱未果,1931年31岁时被国民党枪杀。

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个。1935年59岁时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后纵身跳下山崖。

1943年9月,47岁的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当时党中央并不知道,1945年党的七大还将他选为中央委员。

李汉俊和李达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1923年先后脱党。但他们并没有背叛信仰。李汉俊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李达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入党。

刘仁静和包惠僧也因故脱党,他们都活到85岁,亲眼看到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陈公博和周佛海在大革命中退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高官,抗日战争中,又双双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被枪决,周佛海死于狱中。

张国焘在党的一大后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很活跃。1938年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1979年12月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院。

1949年10月1日,党的一大代表中的毛泽东和董必武,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后来也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