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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8.00 元 陈觉和赵云霄

  • 作者:张树军 王相坤 徐 嘉
  •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 责任编辑:宋 飞
  •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01日
  • 技术编辑:周媛卿 聂夏菲
  •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 版次:第1版
  • 装帧:平装
  • 印次:第1次印刷
  • 字数:65千字
  • I S B N:978-7-5147-0906-3
  • 语种:汉语
  • 丛书系列中华先烈人物故事汇

本书用通俗而富有情感的笔法讲叙了革命伉俪陈觉和赵云霄不平凡的一生。全书以时间为序,通过一个个故事展现了陈觉和赵云霄在革命岁月中锤炼出的坚定的革命信仰、战斗不止的革命豪情、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张树军,男,1957年10月生,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鲁西村人,中共党员。自1978年始,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分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员。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

05 奉调回国,组织暴动

回到祖国

陈觉和赵云霄按照中央调他们回国的工作安排,冒着生命危险,取道敌人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地区,返回祖国。途中,他们经过河北一带,陈觉提出作为女婿前去看望赵云霄的父母,而赵云霄以革命事业危急为由,“路过家门而不入”,毅然与陈觉迅速南下,来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中央机关刚刚从汉口迁至上海。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已于陈觉、赵云霄回国前的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尽管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八七会议的召开及其制定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因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而是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当时,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在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疯狂屠杀中共党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达2.6万人,被杀革命者达32万人,其中不少是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从原来的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原有300万会员的工会,只剩下7万人左右。在这种危急紧要的关头,八七会议吹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反抗的号角,重新凝聚了受到严重创伤而显得散乱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

八七会议所作的“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市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决定也彻底改变了陈觉、赵云霄的命运。从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一瞬间起,他们便随时做好准备,“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不断地进行战斗。

1927年9月底的一天,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陈觉、赵云霄首先来到上海法租界福州路云南中路路口的天蟾逸夫舞台。这里繁华热闹,常年上演各种传统戏剧,上海戏曲曲艺爱好者常云集于此,听戏看剧。穿过喧闹人群,交通员领着陈觉、赵云霄从天蟾逸夫舞台靠云南中路的一侧,突然拐进了一条破旧、僻静的弄堂。这里一派上海市井悠闲生活模样,全然不似街头的人声鼎沸。更令陈觉、赵云霄没想到的是,弄堂尽头的二层小楼楼上3个房间,竟是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驻地。“大隐隐于市”,路口舞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给“闹中取静”的中央机关作了天然的屏障。陈觉、赵云霄悄悄登上小楼的二层,见到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

当时,瞿秋白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他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还有着浓厚的诗人气质和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关切地向陈觉、赵云霄询问俄国的各项情况。陈觉等人的个人经历,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则十分熟悉。考虑到当时党的重要任务是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而陈觉又是湖南人,熟悉当地情况。因此,瞿秋白、李维汉商量后决定,将陈觉、赵云霄分配至湖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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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

白色恐怖下的湖南

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陈觉、赵云霄即马不停蹄地乘船溯江而上,从上海来到湖南长沙。当时的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数月前的5月21日,军阀何键为投靠蒋介石指挥叛军发动“马日事变”。何键指使许克祥带领叛军突袭长沙的湖南省总工会驻地东茅巷湘汉旅社、长沙市总工会驻地东长街、省农民协会驻地曾公祠、省特别法庭、省党校、省工运训练班、省农运训练班等处,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时间,枪声大作,血流成河,叛军见人就杀,许多革命志士刚从睡梦中惊醒便惨遭屠杀。

“马日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湖南省委为了反击,发动10万工农武装进击长沙。激战正酣之际,却收到陈独秀签署的撤退命令,使湖南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由此更加疯狂,短短的20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为了挽救危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协助彭公达改组湖南省委,恢复党组织,贯彻中央政策,领导秋收暴动。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举行。9月20日,秋收起义部队向文家市转移,放弃攻打长沙,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10月底,中央召开中共湖南省委紧急会议,再次改组湖南省委,以王一飞为书记,另立湘南、湘西、湘西南特委,并通过《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提出湖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与集中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意志和行动,制造全省新的革命高潮,即在最近或不久的将来组织与爆发全省广大工农群众的暴动,推翻新军阀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围绕这一任务,湖南省委将全省分为长沙、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暴动区,派得力干部到各地主持,争取一二个月内创造农民暴动局面。

中共湖南省委十月紧急会议,是在中央“左”倾盲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召开的,对湖南省的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会后,省委相继派出六七十名干部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确定的政策,整顿党组织,准备第二次暴动。陈觉、赵云霄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湖南省委报到,随后被指派回到陈觉老家——醴陵,协助开展暴动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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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公达(1903—1928),湖南湘潭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中共湘潭支部。1927年8月7日,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1月上旬,担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先后组建了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和各县游击队。1928年7月中旬,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就义,时年25岁。

王一飞(1898—1928),浙江上虞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初夏,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被捕,于长沙就义,时年30岁。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字芸樵。1928年3月4日,任湖南“清乡”督办署会办,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1月,任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率20个团参与“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56年4月在台北病死,时年69岁。

醴陵的工农武装割据

醴陵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月10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80多人在安源起义,攻打萍乡县城未克后,11日改攻醴陵老关,取得胜利。12日乘胜进攻醴陵。在醴陵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一举夺取起义中的第一个县城。13日,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后由于敌人凶猛反扑,这支起义部队被打散,千余人各自潜回家中,成为日后醴陵暴动的重要力量。

10月起,反动当局在醴陵组织城乡挨户团实行疯狂“清乡”,缉拿共产党员,执行“凡马日以前有显著工作,与马日以后继续工作者,及马日以后新加入者,均处死刑”的反动政策,全县恐怖氛围弥漫。中共醴陵县委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秘密扩大武装,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清乡”反动分子的反革命气焰,震慑敌人。10月13日,成立醴陵游击营,共有300多人,60多条枪(其中机枪一挺)。

11月初,陈觉以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携赵云霄到达醴陵,与滕代远、陈恭及醴陵县委一道领导建设武装力量,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根据组织安排,陈觉、赵云霄住在醴陵县城阳三石铁路工人宿舍,陈觉参与一线领导工作,赵云霄则在家中留守、负责后勤。在滕代远、陈觉等人领导下,一时间,醴陵的南三区、南四区、北二区、东三区等地各种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南乡的丁斗塘、东富、龙塘等地还创办了小型兵工厂,提供梭镖、大刀、鸟铳、土炮等武器,一般农民武装则发展到4万余人,醴陵农村初步形成了武装割据局面。

11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县发布《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要求组织第二次武装暴动,镇压反动分子。滕代远、陈觉等接到命令后,决定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军队及醴陵“清乡队”做坚决斗争。他们指挥部队,以梭镖、鸟铳为主要武器,同荷枪实弹的敌人频繁交战,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1927年11月至1928年年初,醴陵地方武装先后发动南四区之役、罗家岭之役、泗汾之役等战斗,与敌交战达110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工农革命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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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湘东特委书记。1928年7月,参与领导平江起义,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74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时年70岁。

醴陵年关暴动

醴陵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得到湖南省委的高度关注和评价。省委向中央报告称:“醴陵全县的农民都起来了,都做到杀豪绅,夺取武装,分土豪劣绅财产等工作,尤其是南乡已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扩大武装斗争范围,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暴动给湖南省委的信》,指示湖南省委利用宁汉战争之机,发起年关暴动。省委根据湖南的情况,将湘东和湘南列为全省暴动的中心。由于醴陵党组织健全、战斗力强,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割据区域日益扩大,广大群众有着发动暴动的强烈意愿,湖南省委又把醴陵列为湘东暴动的中心,指示滕代远、陈觉、林蔚、陈恭等,做好醴陵年关暴动工作。

滕代远、陈觉等接到命令后,迅速在南四区贺家桥妙泉仰山殿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年关暴动工作。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年关暴动存在着诸多有利条件。第一,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军有两个团1500多人,500多条枪,还有数十个游击队、赤卫队,共4万多人;第二,群众攻城积极性高涨,特别要求进城杀土豪劣绅,打破经济封锁,并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同志;第三,城内驻军不多,因为湘桂战争爆发,驻县正规部队多已调往前线,县城只有“清乡队”、学生队、挨户团、护路队,不到2000人。

因此,会议决定于1928年1月27日发起攻打醴陵县城的暴动,并成立由林蔚、陈恭任正副总指挥,潘疆爪任前敌指挥的指挥部,下设东、南、西、北四路分指挥部,除组织攻城队伍外,还负责组织交通通讯联络队、破坏队、敢死队,以及准备后勤、举火工具等。

攻城前,部队作出规定,凡参战农民,领口上系红带为标识;以红旗为指挥信号,红旗向前,一齐冲锋,红旗倒后,一齐撤退。陈觉还带人拟就了《工农暴动宣言》《告国民党兵士书》及“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等标语口号。

1928年1月26日,林蔚代表指挥部下达命令,令各部队午夜前出发,于27日凌晨5时前包围醴陵县城。早晨6时,总指挥部下达攻城的命令,顿时火光四起,如同白昼,农民军冒着敌人的枪弹,奋勇攻城。西乡的起义军冲到渌江边被水阻住,东乡的起义军在阳三石捣毁敌人的军火仓库,威逼县城中心,南乡的起义军则攻进县城南门,涌向渌江桥南岸。

渌江桥是一座十孔大石桥,桥面宽阔,贯通南北,是通往县城中心的唯一要道。敌人集中全部兵力,修建牢固工事,用机枪编织密集的火力网,在此死守。

攻桥战斗中,起义军第一团几十名敢死队员冲到第三孔,对着敌人的工事开火,岸上农民军的火枪、鸟铳也一齐射击,却因枪法不准,火力有限,始终难以打开敌人的工事。有的战士攀着石桥栏杆,沿桥边前进,却不幸被敌人发觉,全部中弹后掉入河中而英勇牺牲。手持梭镖、大刀的农民军,更是无法靠近。

攻桥战斗进行到上午9时,起义军终因武器落后,伤亡较大,无法过桥。因此,指挥部下令“红旗后倒”,农军在正规军的掩护下,有秩序地撤退。10时整,4路队伍全部撤离县城,回乡休整,准备再战。第一次攻打醴陵县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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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蔚(1898—1928),湖南韶山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任中共湖南区委秘书长兼军委书记。1927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9月下旬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春,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4月,在醴陵被捕后就义,时年30岁。

潘疆爪(1894—1928),湖南醴陵人。1922年,在醴陵的开元学校任教,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6年2月任醴陵南乡联立高等小学校长,积极支持中共的革命活动。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醴陵县委委员。1928年1月至2月,任醴陵农军攻城总指挥,发起年关暴动,率工农武装两次攻打县城。后在农村开展反“清乡”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4月被捕,5月19日被杀害于长沙,时年34岁。

成立湘东特委与第二次攻打醴陵县城

第一次攻打醴陵县城失败后,滕代远、陈觉等人又接到湖南省委为加强对湘东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而作出的组建湘东特委的决定。接到命令后,滕代远等人丝毫不敢怠慢,迅速着手开展准备工作。首先,滕代远、陈觉、林蔚、陈恭等人以积极而谨慎的态度,白天闭门不出躲避敌人“清乡”,夜间则采取隐蔽和个别活动的方式,深入农村的野地、山坡、小河,召集党的基层骨干和农民群众了解基层情况,讲解革命形势,指导群众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湘东特委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

1928年2月上旬,在醴陵县南四区贺家桥妙泉仰山殿,召开了醴陵、浏阳、萍乡、安源、株洲等县、市委负责人会议。陈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湘东特委,由滕代远任书记。会议确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积极分子打入敌军内部,做瓦解敌军、伺机夺取枪支弹药的工作;等待条件具备,发动第二次起义。同时,发动群众,做好支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护送来往井冈山的同志过境。

特委认为,各项任务中首要的是继续组织醴陵攻城暴动。2月20日,中共醴陵县委根据湘东特委会议精神,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再次攻打县城的问题。根据代表们的强烈要求,县委决定于2月27日组织第二次攻打醴陵县城。

27日凌晨,在浏阳、安源、萍乡、株洲等地配合、支援下,2万余名醴陵工农武装分4路向醴陵县城进攻。部队很快压制住敌人的第一、二道防线,使其火力不能发挥,陷入与农民军的肉搏战之中。攻城主力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则冲过南门,再次打到渌江桥前。此时,敌人已在渌江桥上架起几挺机关枪,疯狂向进攻的队伍扫射。

工农革命军第一团300余名战士毫无畏惧,冲锋在前,数千名农民军英勇顽强,紧随其后。强攻渌江桥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眼看攻城部队就要过桥,城里的敌军突然得到1000多人的增援,桥上的防守力量大为增强,攻城部队在战场上的微弱优势瞬间被打破。随后,攻城部队的冲锋受阻,难以靠近桥上的敌人阵地。指挥部考虑,部队损失过半,继续进攻下去,可能有被敌人反包围的风险,于是再次下令“红旗后倒”。很快部队退至县城四周的山上,至下午2时各自回乡,继续维持农村武装割据的局面。

滕代远、陈觉、林蔚、陈恭等人领导的醴陵暴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参战人数多,声势大,战士战斗英勇,是秋收起义以来湖南最大的暴动。它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给了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不仅声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湘南暴动,还推动了周边各县的武装斗争。醴陵成为“全省最先进最激烈的地方”,“是全省的模范县”;其“革命高潮遂震动全省”,“波及邻县,如萍乡、浏阳、株洲、安源、攸县皆继续兴起”。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醴陵暴动是当时“左”倾盲动政策的产物。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革命道路问题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提出一系列违背客观实际的“左”倾盲动政策,湖南省委、湘东特委、醴陵县委以及滕代远、陈觉等人都忠实执行这一政策,而发动了夺取醴陵县城的年关暴动。他们因反“清乡”斗争的胜利而盲目乐观,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低估敌人的力量,忽视仍旧敌强我弱的形势,在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没有内应的情况下,盲目组织工农武装攻打易守难攻、防守严密的醴陵县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暴动中,陈觉第一次运用所学军事知识,参与指挥部队,也近距离地接触战场,接受血与火的考验。

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湘东特委的指导下,中共醴陵县委于1928年年初就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决定首先在武装割据开展得比较好的南四区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1928年2月,南四区党组织在陈发公祠召开了有近2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到处张贴着“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会议正式宣告南四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区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军事部、土地部、宣传部、组织部、财政部、文化部、裁判部及军事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与妇女委员会等机构;同时,区农民协会继续保留,并建立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群团组织。

南四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陈觉、林蔚等的领导下,醴陵全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个月内,先后有南三、南二、西一、西二、北二5个区建立区苏维埃政府,178个乡建立乡苏维埃政府。全县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区总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0%左右,苏区人口22万余人,耕地面积达24万余亩。无论人口、耕地、面积都超过全县的一半以上。

此时,陈觉出任醴陵县委常委、组织科长,为了醴陵各地的政权建设工作,他废寝忘食,不断探索因地制宜、发动群众、确保政权稳定运转的办法。当时,陈觉、赵云霄居住的阳三石铁路工人宿舍,距离敌人占据的县城只有5里路。他们勇敢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白天在家闭门研究工作,草拟文件,晚上趁夜外出活动,举行秘密会议,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发动群众斗争。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湖南省委在报告中即称赞道:“湖南有苏维埃之组织,实由醴陵开始。”

建设苏区的探索之路

醴陵各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基于当时的环境,逐渐实行全民武装、军事管制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县所有的成年男女,无论工人、农民,除了参加工农革命军外,都需加入农民勇敢队、工人赤卫队、暴动队等组织,少年则参加少年先锋队,统一发放武器。

对于各类工农武装,陈恭、林蔚、陈觉等人设计了分工。赤卫队、勇敢队负责惩治土豪劣绅;工农革命军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苏区边界警卫工作;苏区周围出入道口,都设有哨所和递步哨,重要山卡设立炮台;凡进出苏区,都必须持有盖“苏维埃”“共产党”“工农会”的介绍信,否则扭送当地审讯机关审问;苏区还对县城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农副产品禁止送往县城,物资流通完全断绝。

受当时“左”倾盲动情绪的影响,醴陵苏区为报复在县城的豪绅提出的“出城五里,便要血洗”的反动口号,实行“杀绝土豪劣绅”政策,赤色政权威震全省。据此政策,各乡苏维埃、游击队大杀“反动派豪绅家室”。“每乡至少30多人,约共计杀死豪绅、反动派、侦探及其家室至少1万人。因为土豪劣绅大都逃亡外地求生,农民觉得动手迟了,未能杀绝大感可惜。”

同时,为了打破封建礼教和宗族观念,打倒所谓的神权、族权、夫权等旧观念、旧礼教、旧制度,树立新的社会风尚,醴陵苏区规定,各姓之间,不得形成任何宗族派别,一律平等相待、互信互助。聚众赌博、吸食鸦片、乞讨耍赖等社会恶习,更是被严厉禁止。苏区还严格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只要男女双方自愿,“就可无条件成婚”,政府予以保护,社会上得到认可。苏区完全禁绝装神弄鬼、欺骗群众的迷信活动,对于愚弄人民的神像、佛像、菩萨像、神龛、匾额等,一律销毁。一时间,农民家中原本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也全部被拿下,纷纷换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红色条幅。

苏区的社会新风,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欢迎。一天晚上,陈觉和赵云霄披星戴月,连夜赶路,从阳三石步行30余里,来到泗汾的仓前开会。夜晚,他们投宿在当地农民的家里。陈觉进入农民家中,一眼看见农家神龛上的祖宗神位不见了,换上了红纸黑字书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他高兴地问道:“老乡,你们不怕没有祖先神灵保佑,日子过不了?”农民诚恳地告诉他:“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不信神了,过好日子要靠共产党的领导,命运要靠农民团结起来斗争才会改变。”

醴陵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继广东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革命政权最早的地方之一。它所制定、实施的方针、政策,对以后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在中国政权建设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其中,陈觉、赵云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受苏联启发的“共耕制”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湘东特委的领导下,醴陵县委及陈觉等人,还大胆地推进土地革命,醴陵各个区、乡苏维埃和农会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根据分工,陈觉和醴陵县委书记林蔚共同负责指导最为重要的南部各区的土地革命工作。他们跋山涉水,以泗汾地区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先后在沈潭、新田、东富、西林、大樟、船湾、栗山坝、贺家桥等地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在醴陵苏区,由于大部分土豪劣绅已被镇压,一部分逃跑,土地分配是在“已无土豪劣绅踪迹”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苏维埃政府组织专门队伍,将过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剥削压迫工农群众的契约、凭据、簿册,一律当众焚烧。其次,将过去土豪劣绅管理、耕作的田地、山林、水塘、房屋以及宗祠庙宇等,全部没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陈觉的父母家,本身就是醴陵有名的富户,但他大公无私,以阶级利益为重,当地苏维埃没收他家田地时,他坚决表示赞成。父母的土地被没收后,托人向陈觉表达不满,埋怨他“出外多年不回来,现在回来了又挖家里的墙脚,真是个报应”。陈觉听后,置之一笑,态度坚定地说:“请你转告我家附近的乡亲们,分到我家的田只管种,还可以在土地上筑大路、垒塘坝、开水渠、养鱼放鸭,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有官司打到我这里来!”

苏区没收的全部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立的土地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统一分配。土地分配首先采取“分耕制”形式,由土地委员会组织丈量队,逐块土地丈量,确定面积、肥瘦,然后按照农户人口和原有土地情况,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将土地分配到户并插牌署名为记。平均下来,每人可分得1亩以上,基本能够保障生活。采取“分耕制”形式分配的土地,大多在人烟稀少的边缘山区,土地、人口分散,不便集中管理。因此,将土地交由个人分别耕种,土地成果由个人支配,较为合理可行。

陈觉受十月革命后苏联农业合作化的启发,还在醴陵对土地革命进行了一些尝试。在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的地区,他倡导试行了“共耕制”。实行“共耕制”的地方,在土地委员会领导下,将没收的土地与农民的土地一起集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共耕制”的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农民为主,成立“耕作委员会”,由3人至7人组成,推一委员长负责劳动组合与生产安排。委员长根据人口、土地、劳力的具体情况,再分成若干个耕作组,每组十人,设一组长领导集体出工生产。生产实行8小时工作制,统一作息时间,“同日而出,同日而入”。大家“共同生产”,除了土地、劳动力集中使用之外,其他农具、肥料、种子、耕牛、家禽等全部集中,统一调配。这种生产管理方式,目的在于破除私有观念,树立集体观念。

另一种组织形式是,以手工业工人为主,组织“手工业委员会”。凡属泥水匠、木工、篾工、油漆工、石匠、织布、缝纫、理发、铁匠等,统由苏维埃政府登记,编成小组,由手工业委员会统一管理。当有农民家里要制家具、农具时,必须先报告委员会批准,再由委员会派木工或篾工去制作。手工业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雇主只给饭吃,不给工资。

“共耕制”的粮食,由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发放。“共耕制”的生产生活管理,也有严格的纪律。苏区提出“不工作不给饭吃”的口号,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指挥,不可懒惰怠工,不可违犯纪律。如有违反纪律,初犯则“严厉警告”,再犯则实施严厉处罚。“共耕制”的各种纪律十分严厉,执行起来也非常坚决,毫不留情。重典之下,组员无不相互规劝,坚决服从。甚至一些过去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也被治理得规规矩矩,老实劳动,极少偷懒怠工。

醴陵的土地革命,体现、顺应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渴望。其有关政策和做法为全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提供了重要经验。到1928年4月,全县有37个乡实行了土地分配,14万农业人口分得18万多亩土地。

陈觉倡导、试行的“共耕制”,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由于当时醴陵苏区在湖南一枝独秀,成为湖南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剿灭”苏区。在强大敌人的威胁下,苏区被迫建立全民皆兵的体制,实行“共耕制”,共同生产,劳力集中。这样,一旦遇有战事,便可迅速集中,统一调配。不可否认的是,“共耕制”也存在其问题,如侵犯部分中农和小资产者的利益;受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局限,导致脱离实际和群众的接受水平。总之,“共耕制”在当时没有其他经验借鉴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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